我国古代蒙学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：先秦至南北朝是古代蒙学的发轫期，是以识字、写字为基础的早期蒙学教育；隋唐五代是蒙学教材的多样化时期，出现了以很多用于识字和积累知识的蒙学读物；宋元明清是蒙学发展的高峰期，大量沿用至今的蒙学经典都在这一时期产生；清中叶至民国初期，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，蒙学也进入了衰落期。

先秦至南北朝时期

这是古代蒙学发展的开端。这个时期出现了以识字、写字为主的蒙学教本。

首先在周代，我国最早的蒙学课本《史籀篇》诞生了，它也是我国历史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读本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，《史籀篇》是西周史官所编，用来“教学童”的。实际上，《史籀篇》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间。它是用籀文写成的，籀文也就是大篆，是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一种书体。

继《史籀篇》之后，秦代的丞相李斯、中车府令赵高、太史胡毋敬三人分别作了《苍颉篇》七章、《爰历篇》六章和《博学篇》七章，都是启蒙识字课本，其中的文字大多取自《史籀篇》。到了汉代，人们将这三部读物合为一部，名为《仓颉篇》。我们从考古发现的《仓颉篇》残简可以看到，它是用四言韵语写成的。可见从很早以前，人们已经注意按韵编排蒙学读物，以适应儿童识记的需要了。

到了汉代，出现了司马相如的《凡将篇》、史游的《急就章》、李长的《元尚篇》、扬雄的《训纂篇》、蔡邕的《劝学》、班固的《太甲篇》等蒙学字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编写者中包括司马相如、扬雄这样的文学家，蔡邕这样的书法家，班固这样的史学家，以及李长这样掌管修筑宫殿的官员，他们都是当时各个领域的佼佼者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则出现了束皙的《发蒙记》、顾恺之的《启蒙记》，以及一直沿用至今的蒙学经典——周兴嗣的《千字文》。在编写者中，束皙是西晋的学者，顾恺之是东晋的大画家，而周兴嗣是梁武帝时期一位极富才名的官员。

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的蒙书大多没有保留下来，完整保留至今的只有《急就章》和《千字文》两部。

《急就章》的作者是汉元帝的黄门令史游，他擅长书法。有人认为，书法中的“章草”这种书体，就是以史游书写《急就章》时所用的草书字体来命名的。《急就章》有意识地将不同的字按照字义的类别加以划分，比如按照姓名、衣服、饮食、器用等类别来划分，编成韵语，多数为七字句，这样儿童在学习认字的同时还能增长各方面的知识，知道每一类事物都包括哪些东西。比如“鸢鹊鸱枭惊相视，豹狐距虚豺犀兕”，上半句说鸟，下半句说兽；“竽瑟空侯琴筑筝，钟磬鞀箫鼙鼓鸣”，说的都是乐器。由于《急就章》以教儿童识字为主要目的，所以有不少难字，句子读起来也比较拗口，可见是蒙学发展初期的产物。然而它能将字按类划分，并且注意了押韵，也增强了可读性和实用性。《急就章》出现之后，很快受到了热烈欢迎，从深宫内院到乡野边塞，从皇亲国戚到平民工匠，都以它作为启蒙教材，出现了“蓬门野贱，穷乡幼学，递相承禀，犹竞习之”的盛况。

这一时期完整保存下来的另外一部蒙书《千字文》，是一部历经千载而不过时的启蒙读物，也是一部极富传统文化魅力的古代经典。梁武帝为了教诸王子学习书法，命人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写出一千个不同的汉字，并请时任员外散骑侍郎的周兴嗣用这一千个汉字编纂出一篇文章。周兴嗣不辱使命，编出了这篇对仗工整、声韵流转、条理清晰、文采斐然的《千字文》。其中包含250句四言韵语，容纳了各个领域的知识和文化内容，所以它不只可以用来教儿童识字、写字，还包含了常识教育、品德教育、审美教育等多种功能。《千字文》出现后，从宫廷流传到民间，成为了不可取代的儿童启蒙读物，直到清代依然长盛不衰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有云：“牧童八九纵横坐，天地玄黄喊一年。”

隋唐五代时期

隋唐五代是蒙学教材的多样化时期。国家安定、社会繁荣，经济、文化的发达，为蒙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。例如，注重伦理道德教育的《太公家教》、以骈体对偶形式写成的《兔园册》、以典故形式编写的《蒙求》等。此前，《仓颉篇》《千字文》等很多蒙书同时具有教儿童识字和写字的功能；到了隋唐五代时期，蒙学读物教识字和教写字的功能开始分离，出现了专门的写字教材。这说明蒙学读物在向着更加专门化的方向发展。

《兔园册》是唐五代时期流行于乡野村塾的童蒙读本，它引用经史，收集古今事迹、典故，并以对偶句分类编排。

《蒙求》为唐代李翰所著。李翰选取了历史上的592个典故，编成韵文，每句四字，包含一个典故，上下两句对偶。其中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，比如“鸣鹤日下，士龙云间。晋宣狼顾，汉祖龙颜”；也包括一些民间传说，比如“武陵桃源，刘阮天台”“女娲补天，长房缩地”。《蒙求》的这种编写形式可以在《兔园册》中找到渊源，它主要有两个功能，第一是识字，第二是让学童记忆历史典故，为日后写诗、作文章打基础。《蒙求》作为童蒙读物广为使用，并成为了以记录典故为主的蒙书的代表，后世出现了大量以“蒙求”来命名的蒙书，如介绍名物知识的《名物蒙求》、记载历史典故的《十七史蒙求》、教儿童识字的《文字蒙求》等。

宋元明清时期

宋元明清是蒙学发展的高峰期。北宋建立后，朝廷重文轻武，大力提倡进学和科举。宋真宗曾经亲自写下《劝学篇》，其中包含了我们耳熟能详的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等句子，可以想象，这对当时的学子是一种怎样的激励。再加上印刷术的广泛使用，新的蒙书大量出现，也促进了蒙学教育的空前繁荣。

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大量蒙学读物中，有《弟子规》《小儿语》《增广贤文》这样以伦理道德、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德育类蒙书，有《名物蒙求》《龙文鞭影》《幼学琼林》这样以名物介绍为主的文化类蒙书，有《十七史蒙求》《叙古蒙求》《史学提要》《五字鉴》这样按时间顺序梳理朝代、叙述历史事件的历史类蒙书，也有关于天文、地理、医学等各个门类知识的蒙书。由于诗歌艺术的成熟、诗歌理论的丰富和完善，这一时期还出现了《千家诗》《唐诗三百首》这样优秀的儿童诗歌选本，以及《声律启蒙》《笠翁对韵》这样专教儿童写诗的蒙书。除此之外，这一阶段还出现了《改良女儿经》《女诫》《女论语》《内训》等专为女童编写的闺中诫书。

我们很容易发现，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这些蒙学中的名著，都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。

清中叶至民国初年

清中叶至民国初年是传统蒙学的衰落期。戊戌变法以后，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，新的教科书出现了。1897年，南洋公学首先编出了《蒙学课本》三编，随后，无锡三等学堂的部分教员也编成了《蒙学读本》七编，开始了我国近代编写新式教科书的历史。而1904年科举制度的废除，给传统蒙学带来了最后一击。与新式教科书的日益繁盛相伴随的，是传统蒙学和蒙学教材的日趋没落，旧式蒙学的教育内容在新式教科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。清末的学堂和民国时期的学校也纷纷舍弃了传统的蒙学教材，采用了新式的教科书，传统蒙学教材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然而时至今日，蒙学经典以其符合儿童认知规律、承载大量传统文化内容等特点，重新被人们所重视，它在今天的儿童教育和文化传承中，也日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。